真实的生活让我激动

访问者&撰稿人/海文

    朱传明，1971年生于江西九江庐山茶场，初中毕业后上了技校，后成为九江石化总厂锅炉工，因爱好诗歌创作，成为厂办文学刊物最年轻的编委。1996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成为当地的第一个大学生。上学期间，与同班同学杜海滨等组成“道光”电影小组，二年级创作的一个剧本拍成电视剧，获得“飞天奖”，后来还担任北京电视台百部电视短剧《咱老百姓》编剧。三年级借同学的掌中宝拍摄纪录片《北京弹匠》，1999年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亚洲新浪潮”单元优秀奖。2001年拍摄纪录片《群众演员》，《群众演员4——包荷花》获得凤凰卫视《DV新世代》中华青年影像大展（2002）年度至尊大奖。

关于《山上》
创作是永远寻找理想的过程
海：《山上》是你第一部DV电影吗，它的故事情节是怎样的？
朱：是的，《山上》拍了一户住在庐山里的普通人家的生活，小伙子和父母、爷爷在山上平静的生活，其中也有死亡，是关注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影片，故事情节平淡，但具有普遍性。
海：你的家乡不就在庐山吗，说说拍摄时的情况。
朱：我的老家就在庐山脚下，我对那里的乡村生活很熟悉。这部片子我找了当地人来演，拍摄资金自己筹了一些，朋友借了一些，总共几万投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朋友，都不拿报酬。除了录音设备是租的以外，摄像机、脚架、后期音频剪辑工作站都是朋友支持的。40分钟每盘的素材带拍了30多盘，拍摄周期用了20天，再加上路上的3天。
海：后期剪辑如何进行的，使用什么软件？
朱：用的是Adobe Premiere，我的同学汪世卿帮助我剪辑，他对剪辑技术更熟悉，我主要做后期调整。100 G的硬盘还够用，但速度较慢，由于PC不稳定，要经常备份和及时存盘。
海：这部DV电影准备怎么发行，怎么让更多的人看到？
朱：主要还是小范围放映，片子怎么发行，我还没想清楚，这也是我面临的问题。如何让片子和更多人见面，能否为我带来资金机会，以便继续拍下一部电影，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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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群众演员》
透露生活中真实的一面
海：《群众演员》获得了“中华青年影像大展年度至尊大奖”，它赢在哪里？
朱：也许因为《群众演员》抓住了人物生活中最本质的状态，透露出生活中真实的一面，残酷的一面。包荷花这个人物是《群众演员》里最受人同情的，容易引起共鸣的。包荷花心地善良，但头脑简单，有些像卓别林扮演的人物，也像费里尼《大路》中的杰尔索米娜，是小丑式的，但笑过之后心会很痛，很辛酸，而且因为包荷花是女性，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
海：你如何评价播出的其它DV作品，如何评价凤凰卫视《DV新世代》？
朱：很多DV作品都很好。凤凰卫视《DV新世代》开播还不久，有些不足，有些瑕丝，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DV新世代》能办起来就已经有很大勇气了，会为中国DV创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栏目的，这个栏目已被媒体评为2002年度最新锐的电视栏目。
海：为什么选择 “群众演员”作为创作题材，你想要表达什么？
朱：我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感兴趣，能把他们的生活状态纪录下来，我就很满足了。虽然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与一般人的生活有很大不同，但我从他们的生活状态看到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比如迷茫、失望、伤害等等。我有拍摄的冲动，我对不同人的不同生活有浓厚的兴趣，我想知道他是怎样过每一天的，在想些什么。铁打的电影厂，流水的群众演员，一天20块钱和一份盒饭，拍完了就哪来哪去，只是临时雇工。他们大早起就等在北影厂门口，都是抱着憧憬的，但事实是不断地失望。想当明星，这不太可能，而有些人坚持着，不愿面对现实，有些人为了生计只想混口饭吃。
海：有没有人很敏感，不让你拍他。
朱：有人说不要拍他，我就不会拍，这是最基本的人格尊重。但一般熟了之后他们就让拍了，他们有时不在乎你拍他们。
海：镜头下，他们表现自然吗，有没有做了明星的感觉？
朱：还是比较自然的。当然，每个人面对镜头时都会与平常有所不同，因为镜头代表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让人产生虚幻感，也许镜头捕捉到的就不是真实的一面了。但镜头赋予的社会意义还在，镜头刺激他的表演欲望，是互动的，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一起经历，这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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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弹匠》
我更喜欢拍摄的过程
海：你的第一部DV作品《北京弹匠》在日本获奖，当时对你鼓励很大吧。
朱：我不去关注拍摄的结果，我更喜欢拍摄的过程。能够拍些东西我就很高兴了，获奖对我真正的意义是鼓励。看看电影史，就会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很幸福了。
海：当时看过你这部作品的人多吗，他们怎么评价的？
朱：不是很多，他们说能这样拍挺好的。记得有一次请几个朋友看片子，一个女作家看了10分钟后突然说，她有拍摄的欲望，因为她觉得她也可以拍，里面的内容她很熟悉，这是对我的片子最好的褒奖，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种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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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DV技术
DV就是平民化的影像创作工具
海：为什么很多人的第一部DV作品都很不错，像你的《北京弹匠》，杜海滨的《窦豆》，英未未的《盒子》等等。
朱：这和作者的经历有关，特别是接触到的影像教育的影响。
海：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DV技术没什么门槛，只要喜欢就很容易拿起来拍。
朱：电影对于普通人的神秘感，主要是因为电影技术的门槛太高。而DV就像是一枝笔，是平民化的影像创作工具，只要知道开关机的几个按扭就可以拍了，通过实践去练兵，提高技术水准。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对于使用者就越是简单，这就是数码技术带来的便利。
海：你怎么看待DV的发展现状？
朱：DV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中国，人们还没有形成用DV表达自己的习惯。进入影像时代、读图时代，开始用DV表达，慢慢进入爱好阶段，普及阶段。DV已经很便宜，开始更多地进入普通家庭，可以纪录生活，纪录旅途，拍个短片，拍自己的MTV。
海：有人说“DV拍起来容易，编起来难”，你怎么看？
朱：胶片电影编起来也难，但DV拍起来确实容易许多。影像艺术是综合的艺术，集体的创作，剪辑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重要的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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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DV创作
拍摄是一种幸福
海：谈谈你的家庭？
朱：我的家庭很普通，父母是国营茶场的普通工人，住在庐山脚下，石头垒的房子，周围是一片绿色海洋。童年的生活印象很深刻，有粗糙的一面又有细腻的一面。我和我弟弟都还不错，我是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弟弟是第二个。
海：成长过程中记忆最深刻的部分是什么？成长经历对你DV创作有多大影响？
朱：生活中的每一个经历都是自己的宝贵财富，每个片段都很有意义，冥冥中命运安排你那样走，一路走过来挺好的，我感谢所有给我帮助的人。我没有抱怨为什么读了3年的技校，当了5年的工人，这么晚才读大学，不能这么看，每次经历都是生活给你的，成为你创作的财富。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为了创作去体验生活，不等于生活中本身的体验。真实的生活很好，生活待我不薄啊。比如这次拍《山上》，就是拍童年的回忆，拍家乡的生活，任何东西有了距离以后才被关照。
海：哪些导演和作品对你影响最大？
朱：电影史上太多太多的优秀导演都对我有影响，而不是某一个导演。当然，更亲切的还是华语电影，台湾导演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大陆导演张艺谋最好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等。张艺谋是很真诚的导演，特别有创造力的导演，他电影中的生命力让人欢呼。陈凯歌导演前期的作品很好，像《黄土地》、《边走边唱》、《孩子王》、《大阅兵》等，是当时最具文化思辩特征的作者型导演。生活气息是电影中很重要的方面，我还是喜欢真实的电影，是内容的真实，形式可以是荒诞的。青年导演朱文也许会是中国未来最好的导演之一，《海鲜》荒诞的形式下面，内容却是极度的真实。
海：如果以后你有钱拍胶片了，还会拍DV吗？
朱：我会根据不同题材来选择创作工具，适合DV的题材还是会用DV拍的，就像毛笔、钢笔、铅笔一样，各有不同的用途，不可能谁完全取代谁。
海：DV适合哪些题材呢？
朱：DV也包括实验短片、剧情片、纪录片、艺术片等题材，其中纪录片是最适合的题材，我下面有一个计划，拍一个村庄拍一年，就用DV拍。
海：对“DV就是玩”这种说法怎么看？
朱：玩是一种态度，看你具体怎么理解，玩也可以是一种严肃的态度。从大的意义上说，做任何事情都是玩，电影最初的目的就是娱乐、杂耍。
海：有没有被称为“地下电影人”，你喜欢这个称谓吗？
朱：我觉得更合适的称谓是“独立制片”，“地下电影人”带着很浓厚的文化批判、文化斗争的意味。“独立”更能体现一种精神，一种制作的状态，更中性。独立制片在世界范围都存在，包括美国,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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