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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刊记者 田小童 供图/甘露
从1998年进入《幸福时光》剧组起，甘露开始了拍摄张艺谋的日子。在接下来张艺谋执导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歌剧《图兰朵》、《刘三姐》以及电影《英雄》和《十面埋伏》的过程中，甘露跟张艺谋一同走过。七年，她用镜头记录张艺谋，用眼睛感受张艺谋。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甘露，把自己的工作室安在了母校。这是一个不大的空间，房间里的摆设多为摄像设备、工作照片、海报。墙上最显眼的是两幅《英雄》和《十面埋伏》的剧照，还有一张张艺谋签字委托“玄流工作室——李锐、甘露”拍摄《英雄》纪录片的授权书。我还注意到书柜里摆放的两张碟，一个是甘露拍摄的纪录片《缘起》，另一个是张艺谋电影集。在办公桌旁边的墙上，有一些甘露与张艺谋及其剧组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我发现每一张合影，甘露都站在前排最旁边的位置。她笑曰因为每次拍照她都是在把相机调好后，才快速跑进队伍中……
齐刷刷的刘海，麻花辫，白衬衣 ，宽松的裙裤。眉清目秀，语调轻柔，文静娇弱。甘露，川妹子，27岁。
拍摄张艺谋的日子
[缘起] 甘露被更多人熟悉是因为为张艺谋的武侠巨片《英雄》拍摄了纪录片《缘起》。其实，她走进张艺谋的剧组是从《幸福时光》开始的。那是1998年，甘露还在电影学院读书，张艺谋通过他的同学、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找到甘露工作室。
“开始我们都没想到拍纪录片，张艺谋只是想留些资料，他之前拍的每部电影都留过一些拍摄花絮。我觉得一部电影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完全可以独立于电影而存在，而不是依附于电影的。于是，就有了做纪录片的想法。”
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甘露坦言比较平静。“因为我在上学，如果拍纪录片就意味着要投入自己很大的精力，所以当时我整整考虑了两天。并没有觉得要拍大导演了就忘乎所以。”
那次见面是甘露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张艺谋。“之前的一年我帮中央台做节目时曾采访过他。没想到这次见面，他竟然对我有印象，仿佛我和他冥冥中有一种缘分……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沉稳，不事张扬。”
之后，甘露拍摄了后来颇受争议的“张艺谋网上选秀”的全过程。
“这个活动的发起者应该不是张艺谋，可能有制片方的意见。张艺谋一直以来对电脑都不是很懂，他不太擅长使用现代通讯设备。他几乎不用手机，现在只有一个呼机，他经常无奈地说只剩一个呼台了。其实网上选演员的过程并不是很快乐的，很容易产生所谓的‘审美疲劳’。”
《幸福时光》的开机日期是1999年7月26日，拍摄周期为一个月。场景集中，故事平实。对甘露来说，一切都很平静，没有想像中跟大导演合作的那种特别兴奋的感觉，“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经历，看到一个影片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
“《幸福时光》之后，张艺谋就开始谈《英雄》的剧本，同时进行的还有执导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申奥片以及歌剧《刘三姐》等。”甘露继续跟随张艺谋拍摄，一切缘于一种默契，没有过多形式上的协议。
“我记得《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舞蹈编导、作曲家、团长都是来到《幸福时光》的拍摄现场跟张艺谋谈有关的细节。他对没做过的事情有非常大的欲望，谈的过程他的想法很多。我觉得他并非是从一个芭蕾的行家去聊，而是以一个电影导演的角度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我一直很奇怪，他曾说以前看芭蕾都能睡着，那段时间他满眼都是芭蕾……要说他导舞剧与导电影的不同，我觉得导舞剧他只是出点子、提建议，会给舞蹈演员很多发挥的空间。不像拍电影他要抓好每一个细节，甚至连剧组人员的工作服他都要参与设计。”
“接下来为了拍摄申奥片，张艺谋参加了无数次的会，每一次会上他都是主角，他说的最多。拍摄的过程中，大多由他宏观把握，有时间他也会亲自执导拍摄，比如拍申奥片中的轮滑和艺术体操的场面，他都是亲临现场。”
2001年到2004年初，张艺谋拍摄了两部为国际关注的武侠片《英雄》和《十面埋伏》。这两年，因为拍摄张艺谋，甘露开始为媒体关注。人们对这个有如此“特权”和机会、娇柔灵秀的女孩儿很好奇。
甘露不否认她因此“出名”的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是她的主观意愿。“我觉得只要想做一件事，那就努力圆满地完成，我不会太在意结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过安静、自我的生活。对别人的关注，我不是很习惯，比如，《英雄》在各地首映的时候，我在现场拍摄的同时，也有媒体拍我。我就觉得很不自然，因为我在工作，感觉被干扰了。”
但是，甘露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就不去做了。既然喜欢纪录片，我就要继续做下去。原来我的计划是拍十年张艺谋，有人问我会不会拍腻了。我觉得人总是处在不停的变化中，张艺谋拍每一部电影的心态都不一样，我自己也在改变，感受自然也不同。我觉得这种变化很有意思。”
感受] 在甘露眼睛里，拍摄《幸福时光》的张艺谋“沉一些，有些疲惫”；拍摄《英雄》的张艺谋“特别积极，很有激情，甚至看起来人都很年轻”；拍摄《十面埋伏》的张艺谋“因为期间变故较多，状态相对紧张、谨慎”。
“虽然我是旁观者，但是我能感受到张艺谋拍《十面埋伏》的压力。不过，他经历过太多的事情，他的心态还是挺平静的。我记得他看到《英雄》的负面评论时说，‘这些都很自然，一部电影肯定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经历，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张艺谋对剧本一直很重视，而且经常在拍上一部电影的同时，就开始谈下一部电影的剧本，他从来不仓促上阵，这已成了张艺谋的一个工作习惯。拍摄《幸福时光》时，他就开始准备《英雄》的剧本；而《英雄》刚开拍一个月，我记得王斌、李冯来敦煌雅丹探班，已开始跟张艺谋谈《十面埋伏》的剧本。那一天是2001年9月20日，张曼玉的生日。”
“张艺谋谈剧本的方式挺逗的，他经常自己找一些刺激，不停地说，到晚上大家都困的不行了，他的精力还非常旺盛。他经常在认同和否定之间推敲。在我的镜头前，他非常自然，可能是已经习惯了。有时，他想说的话直接就对镜头说了。我觉得他们几乎都忽略了摄像机，经常谈得手舞足蹈的，无所顾忌。”
问甘露是否观察过镜头中张艺谋的喜怒哀乐？甘露开始搜索记忆的点滴：“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满足的人，一个微小的事情或是一个笑话都可以让他手舞足蹈。我感觉拍《英雄》期间，他高兴的时候比较多，因为拍摄周期较长，他做事很从容，在现场的状态也比较轻松。”
“这次在《十面埋伏》的拍摄现场，他为了工作跟剧组的人发脾气，当时他的情绪比较激烈。现场的人都不敢说话了，特别安静，比实拍时都静。剧组的人都是跟他合作多次的，比较了解他的脾气，这个时候选择沉默是最好的方式。”
“张艺谋哭是很少有的，最多是眼圈红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感情很外露的人，他的控制力很强。我觉得他接到梅艳芳去世的那个电话的一刻，眼睛是湿润的。”
“进入你镜头中的张艺谋应该是比较真实的，通过七年的跟拍，你眼里的张艺谋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很坚持的人，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会坚持到最后，这条路不行走另一条路。我觉得这是他个性中最鲜明的一点，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他很保护演员，通常演员表现的好，他会很直白地说好，没问题。他要什么东西比较清楚，不会就一个镜头翻来覆去地拍。张曼玉就感叹过，她一场戏只拍了两三条就过了！”
[家庭] 拍摄张艺谋，甘露不只关注他拍的电影。她的工作室建了两个组，其中一个组重新走访了张艺谋以往所拍电影的外景地。“找了曾经参与电影拍摄的一些人，有些人都已经去世了……我们还去了他就读的小学和他工作的工厂，还深入了他的家庭。”
“张艺谋的母亲毕业于医科大学，是西安一所医院皮肤科的教授，退休后被反聘。张艺谋的爸爸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张艺谋拍《我的父亲母亲》时父亲去世了，这部电影是他对父亲的纪念。”
“张妈妈不是一个爱炫耀的人，我发现除了特别亲近的人知道她是张艺谋的母亲，她医院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她很少说起这些。张妈妈70多岁了，但精力很旺盛，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跟张艺谋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她说张艺谋的个性像他爸爸。张艺谋每拍一部电影，或是首映的时候，他都请妈妈过来看看。这次拍《十面埋伏》张妈妈也来了乌克兰，呆了一个月。在剧组，张艺谋很少有时间陪他妈妈，通常都是剧组的人带她四处看看。张妈妈对一切都很好奇，她喜欢新鲜的东西，也感叹儿子拍电影太辛苦了。”
“张艺谋的女儿来过剧组探班吗？”
“他的女儿张末一直在美国读大学，有时间也会来剧组看爸爸。《十面埋伏》在重庆永川拍摄时，正赶上圣诞节，末末就来了。张艺谋很爱他的女儿，一说到女儿要来，他的幸福之情通常不加掩饰。有张末在身边，能感觉到张艺谋慈父般的神情。末末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孩，有她这个年龄女孩少有的沉稳。她的性格像她爸爸，心里很有底，言语不多，剧组的人都很喜欢她。”
让甘露欣慰的是张艺谋的母亲和女儿常常通过纪录片来了解张艺谋，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镜头里的张艺谋也是她们好奇的。
“追踪拍摄张艺谋的七年，我很开心很幸福。我觉得拍纪录片需要彼此的信任，是一个互相给予的过程。比如张艺谋对着我的镜头说的话，对别人可能就不说。有时，剧组人彼此之间不说的事情，他们会选择对着我的镜头倾诉。通常跟踪拍摄容易让拍摄者不够客观，庆幸的是我始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甘露如是说。
解密《十面埋伏》背后的故事
甘露现在正忙着做为《十面埋伏》拍摄的纪录片的后期。与《英雄》的纪录片《缘起》不同，这次在《十面埋伏》拍摄之初，她就想好了纪录片的名字——《如花》。
[如花] “《十面埋伏》的剧本中有关‘山花烂漫’的场景比重很大，张艺谋他们谈剧本时我一直在拍，我了解‘花地’的重要性……张艺谋第一次去乌克兰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花地。再去乌克兰，他决定种一片花，要像无边无际的花海，他希望花期是在深秋。”
“2003年的那个春天，我们都笼罩在一场神秘疾病带来的煎熬中。那时大家很想知道那片花的命运，可是‘非典’阻碍了我们的行程。那是一段艰难等待的时光，我们不知道那片花是否会在乌克兰的秋天如期盛放。等待的期间，剧组也考虑过改去新西兰拍摄。可是张艺谋坚持要等，为了乌克兰的秋色，更为了他亲自挑选的花种。”
“九月初，我跟随剧组去了乌克兰。张艺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些花儿。可是见到后，所有人都失望了——稀稀落落的小花在九公顷的土地上惆怅着，说不出的寂寥。张艺谋站在花地前，长时间沉默着……开机在即，新花地仍没着落，那片预留的花地虽移植了一些盛开的花，却与剧本描述的色彩斑斓、无边无际的花海相去甚远……”
“开机前两天，下午选完景坐车回驻地时，张艺谋突然发现了一片野花。下车仔细一看，面积居然超出预留花地的两三倍。那是一种小小的、白色的野菊花。真正秋天的花，开得含蓄而自然。这给了张艺谋意外的惊喜，听说这花还有两周的花期，花地面积也能禁受武戏的折腾，张艺谋决定就用眼前这片野菊花。”
“张艺谋在花开花落间拍完了电影《十面埋伏》。大雪纷飞的清晨，我们离开了乌克兰，那片花海已消融在雪中……我见证了一部电影如花般的诞生。”甘露声情并茂地讲述“如花”的由来，这时她深深体会到小时候常听说的“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后来有人跟我说：天呐，《胭脂扣》里梅艳芳扮演的女主角就叫‘如花’，她还唱过一首《女人花》。我觉得梅艳芳的人生仿佛就像一朵花……”
[梅艳芳] “剧本里描写梅艳芳扮演的大姐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的戏不是很多，但她的分量很重，起一个起承转合的作用。我其实一次都没有见过梅艳芳，但是张艺谋跟她联系的过程我一直目睹，甚至在乌克兰他们都没有割断联系，他们一直都在遵守这个承诺。之后大家开始等她……本来梅艳芳计划1月6日进组，当时她的那些美丽的剧装都已经运到了。”
“只差几天……那天晚上，剧组的人都回房间休息了。我推门的时候，导演在等电话，当他从电话里得知梅艳芳去世的消息时，那种复杂的神情我至今难忘。我不想打扰他，镜头没有拍他的正面，而是一直在他的侧后方拍。”
[金城武] “他开始不怎么会骑马，但他一直努力地练，进步很快。到摔马的前一天他已经骑得非常好了，他自己也挺得意的。之前，他骑马时大家都很小心，没想到在大家最放心的时候他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时，‘大炮’正在拍他骑马的全景。他摔下来时表情非常痛苦，身体都动不了，现场的人都吓傻了，我镜头里的张艺谋是最担心的。”
“金城武摔得很严重，是右腿骨骨折。离开乌克兰时都是大家抬着他上的飞机，庆幸的是有关他乌克兰的戏基本拍完了。后来转到北京拍摄时，他的腿还没好，每天都是拄着拐来片场，我记得一直到关机他都是跛着脚的。”
[章子怡]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认真和努力的人，机会到了她手里，她就要做到100％。开拍前为了电影中一场牡丹坊的‘盘鼓舞’，她一直训练了两个月，每一天她都是从早练到晚，就像上下班一样。我一直跟踪拍摄。当时正好是在‘非典’的时候，训练的地方几乎没有人。虽然之前她学过舞蹈，但她对每一个动作仍然特别认真，力求尽善尽美。”
用镜头记录人生
一年大半的时间在剧组度过，甘露虽然不认同“剧组把女人变成不是女人”的观点，但她也发现了自己的变化。六年多她很少穿裙子，也从来不穿高跟鞋，从来没背过那些款式时尚的小包。在现场她经常穿那种有很多兜的衣服和裤子，可以放不同的器材。她很少用摄影包，她不喜欢自己身上符号性太强。但也有一点没改变的就是她一直留着长发。
在现场，娇弱的甘露一直都是自己扛着机器去拍，她希望用自己的眼睛捕捉不同的人。“我发现拍摄纪录片就像写日记一样，虽然里面没有我，但是用我的眼睛看生活中的人和事。女人和男人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我喜欢那种表面看起来平静，暗流潜藏其中的感觉。我觉得纪录片不应该是煽情的，我喜欢写实地记录。”
甘露直言拍纪录片改变了她的性格，以前她特别不愿意表达自己，但现在她喜欢了交流，学会了与人打交道。“在《缘起》中，我记录下了每一个人的脸，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永久的记忆。张艺谋每天在剧组忙碌，很难注意到每个人的表情和脸。所以纪录片某种程度成了人与人沟通的一种载体和渠道。”
“我喜欢追踪拍摄的方式，除了拍张艺谋，我一直在拍摄参加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舞蹈演员们，以及一个只因看了几部中国电影就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日本小姑娘前田知惠……我觉得人的命运很有意思，像子怡和董洁因为拍了张艺谋的电影改变了她们的人生；但有些人拍完了电影就只是这一部，之后还是回到了他原来的生活轨迹。我特别想探询这些人的命运。”
“我拍纪录片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就像张艺谋拍电影，面临很多困难，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但他在那一刻并没有失重，是平衡的，所以我觉得人永远在寻找一种平衡。”甘露扬着头，午后的阳光在她的脸上画了一道美丽的光晕。
“我拍纪录片的念头源于世纪交替时刻我拍的一部《世纪面孔》，从1999年最后一天凌晨一直到2000年晚上12点，我拍了不同类型的普通人。我看到每一个面孔从我的镜头中滑过，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每天跟那么多人擦肩而过，有疲惫的、轻松的、快乐的、悲伤的，但你都忽略了。所以现在我会留意每一个与我擦肩而过的人，某种程度拍纪录片就是记录每一个与我有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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