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现象探析

我国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现象探析
朱 伟 中
摘要：本文论述了近几年来我国在大众传播中出现的低俗化、庸俗化现象的表现、产生的根源，以及低俗化现象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作者认为，要抵制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倾向，防止对社会良好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产生破坏，不但要求媒体有更多的自律、政府有操作性强的监督和处罚，更要加强训练青少年的辨别能力。同时，应建立公共交流信息平台，表达广大受众的意见，反映受众的舆论，以抗拒低俗化的侵害。
关键词：低俗化 自律 媒介教育 公共交流信息平台
近年来，我国大众传媒发展迅速，它一方面不断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信息文化娱乐需求。但另一方面的现象也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那就是大众传播中娱乐化正走向低俗化、庸俗化的境地，它已屡屡触及我们社会传统的道德底线，甚至是在颠覆我们原有的传统观念。凶杀、暴力、色情，这些低俗、哗众取宠的信息对受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方面扭曲了社会的真实环境，另一方面特别容易引起分辨能力差但模仿性强的青少年盲目效仿。而一些品位高雅，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则会淡出人们的生活。今年上半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三个文件，以期遏制影视类节目中低俗化现象的蔓延。但我们应该看到，要从根本上遏制媒体低俗化现象的蔓延，除了政府的有效监管，媒体的自律外，更重要的还有民族道德体系的重建与强化，以及加强对青少年辨别能力的训练和建立公共信息交流平台，使公众有发表言论的场所，有社会公众的声音，以抵制掌握话语权的大众传播媒体。
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现象不断蔓延有其产生、发展、变异的过程。正如美国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家麦克·唐纳曾指出的：“它是一种低级的、琐细的文化，而大众，既然经过几代人如此这般堕落下来，反过来要求得到琐细的和舒服的文化产品”。1近几年来，我国大众传播中低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着这样的恶性循环。
一、我国大众传播中低俗化变异的回顾。
1、 娱乐新闻的出现
娱乐新闻最初是从文化新闻中分离出来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大众娱乐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媒体也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各种娱乐报刊以及星期刊、晚报、都市报中的娱乐版面不断扩展，专门从事娱乐新闻报道的节目公司应运而生，娱乐信息作为大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登场亮相。如果说文化新闻更多的是张扬严肃文化、传播文化内涵、提升受众的文化品位的话，那么，娱乐新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打上了通俗、商业性的烙印，成为媚悦消费者的商品。
应该说娱乐新闻在它诞生的初期，因其趣味新、通俗性、消遣性而受到大众文化的认可。同时，整个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社会道德，也对媒体产生约束，使其不敢逾越传统文明道德的底线。然而娱乐新闻终究逃不出商业文化的掌心，很快就陷入了低俗化、庸俗化的泥潭。盲目追求“卖点”，关注奇闻逸事，这都是娱乐新闻所津津乐道的焦点。比如赵忠祥与饶姓女士的纠纷，媒体穷追不舍，就像电视剧般情节起伏，一波三折。娱乐新闻内容肤浅和享乐、游戏的心态，正是商业文化的“快餐式”消费的体现，这种肤浅和游戏、无聊驱走了人文内涵，使人在精神层面上日渐萎缩。也使“娱记”成了记者这一行中最无聊一族的代名词。
2、 娱乐化向一般新闻蔓延，并逐渐使一般新闻低俗化，并且最终向体育新闻、政治新闻、甚至党报扩展。
大众传播娱乐化蓬勃兴起，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1991年左右，周末报纸盛行；1994年左右，晚报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并迅速占领大片媒介市场；有的省市甚至出现“一城两晚报”，如南京的《扬子晚报》、《金陵晚报》等。1996年以《华西都市报》、《京华时报》、《新闻晨报》为代表的都市报以彻底市民化、平民化的姿态成为报刊新锐，在媒介市场上气势逼人，对省市大报、日报形成冲击。这些报纸绝大部分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大众化、通俗化倾向，内容强调“软”、“近”、“实”（实用），做到老百姓喜闻乐见。但当这种趋势不加控制之时，往往就走向它的极端，从强调人情味、趣味性到强调煽情性和感官刺激，甚至耸人听闻，制造假新闻，以曲折离奇吸引受众。
在纸质媒体发展风起云涌之时，电视媒体也不甘落后，纷纷走上新闻娱乐化之路，走在前列并引起其他省级台、城市台效仿的有湖南卫视1997年推出的《晚间新闻》等。在以大众品位为基础的文化消费中，由于这些电视新闻题材趋向市民生活，能以市民的眼光透视多数人的生活，用百姓的语言写百姓关心的事情，轻松活泼，因此受到观众的喜欢。2002年元旦，一档新闻直播节目《南京零距离》在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开播，第28周时进入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排行榜前5名，从第36周开始，名列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排行榜第一名至今。2003年7月，《南京零距离》平均收视率为8.3%，最高收视率达到17.7%。2而且，《南京零距离》对于电视发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民生新闻”概念的提出，并得到了国家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这一现象被中广学会城市广播电视（电视新闻）研究会确定为2004年第十二届新闻理论研讨会的主要研讨内容，把此称为“以民为本”的理念，并据此提出第三次新闻改革。但在肯定《南京零距离》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套用一句老话，看事物要“一分为二”，我们不应该忽略对其所代表的“民生新闻”的另一面的反思，即对其庸俗性的批判。如大量的报道吵架、酗酒滋事、破坏公物，偷拍地下色情表演时的所谓“真实记录”，放肆的声音和挑逗的动作都刺激着观众的感官神经，媒体提升了收视率，但降低了自身的格调。
娱乐节目和影视剧中的低俗最为人诟病，1997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推出后，“快乐旋风”、“玫瑰花香”，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全国电视媒介刮起了娱乐旋风。在这股旋风中，有的节目主持人语言粗俗，把丑化他人的形象作为取悦观众的笑料；有的则在相互调侃中常带上“性”色彩，把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难以启齿的肉麻语言都搬上了荧屏；还有的节目怪招迭出，把小孩子拉进了娱乐节目，做起了主角，什么“宝宝秀”等，把小孩子打扮成成年人，主持人还教三、四岁的孩子唱情歌，以博观众一笑，节目的“示范”效应实在令人担忧。
在影视节目中除前几年观众反响强烈的戏说风、滥情风外，红色经典翻拍之盛，当仁不让地成为今年中国影视圈的一大现象，《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动了无数的电视观众，许多编导和导演由此看到“红色激情”的魅力，纷纷翻拍红色经典剧，但在翻拍中，出现为了收视率和娱乐性，过多地编织情感纠葛、戏说历史，于是《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有了“初恋情人”，与匪首成了情敌；《红色娘子军》中洪长青与吴琼花有了“情感纠葛”。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体育新闻是新闻低俗化的重灾区，《南方体育》则是低俗化的急先锋，早年策划了“狂2000”、“赤裸甲A”等一批吸引眼球的专题报道，随后一批体育类和综合类报纸体育版一发不可收拾，从最原始的泳装模特到越来越多的体育宝贝，有舞女与体育明星的一夜缠绵，有某媒体的《足球性高潮》、《世界杯期间的外遇》，令人瞠目。在犯罪案件报道中“充分发挥想象力”、重墨描绘犯罪细节是一些媒体的惯用伎俩，有的媒体以小报的庸俗手法把标题煽情化处理，如2001年4月的常德“张君案”的《今天让你沾点血》。对大学生马家爵杀人案，本来是一个值得社会反思的案件却变成了一场媒体的盛宴。而对一些政治题材，媒体也能巧妙地寻找视角，挖掘另类快感。如2002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因吃饼干被噎晕倒，顿时成为多家媒体的料。2002年10月，莫斯科地铁人质案震惊全世界，一些媒体可谓“独辟蹊径”，制作了《莫斯科人质劫持匪首和他的“寡妇敢死队”》。而最近一次是发生在今年9月的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绑架人质事件，某电视台竟然出现了死亡人数手机短信竞猜。死亡的悲痛竟变成了一场游戏的“料”了。
低俗化也在向党报蔓延，有的党报编辑甚至私下教导记者要“逃避深刻，远离崇高”。有的地市党报的地域覆盖条件有限，不可能每天有大量的本地娱乐新闻，就选用或转载其他媒体的有关报道，于是诸如《妻子当小姐 丈夫动了刀》等刺激性内容上了版面，严重损害了党报的严肃性。
二、我国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现象的表现
在我国的大众传播中，广播、电视、报纸因其信息传输方式不同，低俗化现象的表现方式、程度也各不相同。
在纸质媒体上，可从内容和形式上加以观察3：一方面是内容上是大众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而将各种煽情性、灾害性新闻作为新闻的重点；刺激性的犯罪新闻和两性新闻更是每天不可缺少的题材，炒作明星绯闻和犯罪新闻；热衷各类淫秽色情报道，宣扬低俗、庸俗的社会现象；为制造“卖点”不惜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传播虚假新闻，甚至从严肃新闻中挖掘所谓的娱乐价值。另一方面是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标题制作煽情化，强调故事性、情节性，刻意突出新闻事件中的矛盾冲突、感官刺激、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其煽情、刺激的因素，走新闻故事化、戏剧化的道路，感情因素和细节被大肆渲染。电视媒体更借助声画一体的优势，在新闻节目、影视节目、娱乐节目、广告中全方位展开，而影响最大，受批评最多的就是影视节目和广告。其低俗之风表现为三阵风：首先是“滥情风”。影视作品中无病呻吟的太多，过分强调感情戏，或者是情感的不正常现象，比如畸形恋情、婚外恋，而且在是非的取向上脱离了大众的正常情感和伦理道德标准。其次是香车美女的“豪华风”。豪华别墅、高级轿车、还有美女等在影视作品中被大肆渲染。第三种就是“戏说风”。此风几近火爆，前几年有《还珠格格》、《江南京华梦》等清宫戏充斥荧屏，而现在戏说风竟然浸染到了红色经典题材，如《林海雪原》，在主要人物身上硬加上爱情戏，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全然不顾人物性格的可信性。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而根本就没有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引起了许多观众的不满。而除了已经播出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小兵张嘎》，接下来还将有《红灯记》、《沙家浜》、《闪闪的红星》等陆续登场，而正在海南拍摄的《红色娘子军》更声称要拍成“青春偶像剧”……。
除了影视作品，电视广告低俗化也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有费翔暧昧的西服广告，有某药品宣传补肾强身的“聪明的男人抓根本啊”这样的低俗广告。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慷慨激昂第发言指出：“我们有最多的电视，最多的受众，然而我们电视节目的档次如何呢？太低俗了！看看广告吧，各频道的手机广告只突出一种功能，那就是调情，是男女之间的相互挑逗 ”。
网络低俗则已经走上了色情的道路，什么裸体、交友、性、同性恋、真人秀、不一而足，以至引起全国人民的声讨，共同打击网络色情；而更多的是打擦边球、准黄色，目前还是在网络上招摇。
三、 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原因。
1、受世界大环境的影响
我国大众传播中出现低俗化现象，也是受到世界传媒发展的影响，在美国，杰梅·凯尔纳（Jamie Kellner）掌管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电视网后，提出了以“明星”播报来拯救CNN的策略4，甚至雇佣出演过意大利色情电影《曼哈顿舞女》的安德里亚·汤普森（Andrea Thompson）担任新闻播报员。默多克说：“如果报纸的格调低一点，读者数量就会多一点。”他坚信“性、体育和比赛”是报纸热销的三大要素，更是传媒赢利的利器，一股奇异的传媒低俗之风席卷世界传媒业，默多克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根据美国新闻工作协会在1998年底对美国16家重要媒体进行了1997年与1979年新闻报道对比研究5，发现1979年传统的硬新闻与娱乐性新闻比例为32%比15%，而1997年则颠倒过来，这个比例为25%比40%。90年中后期，美国传媒狂炒辛普森杀妻审讯案，戴安娜王妃以及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成为传媒低俗化的三大标志性之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James Fallows披露，在他统计的1990年至1994年间，哥伦比亚电视网著名时事节目《60分钟》节目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名人访问、娱乐报道或揭露丑闻，而真正严肃的政治内容不足五分之一。
2、受众的心理需求
不断消除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受众接触传媒的根本动机。但是受众的需求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受众由于政治背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职业特征、文化水平、个性心理、地域特点的不同，会产生特定的、满足其自身的需要，不同的需要对不同的新闻信息存在着相异的兴趣。同时，由于有着共同的社会需求，受众的心理需要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即受众超越了人的阶层、群体、职业、学历等社会属性的兴趣，也就是说，受众最广泛的普遍兴趣是非社会属性的兴趣，如好奇心理、求异心理等，而说到底，无非是与快感、性爱、冲突、猎奇等有关的本能有关。清水几太郎认为：这样的兴趣就是人的“原始兴趣”，因此，在大众传播中，媒体无论是在内容的选择上还是在表现上，都渐渐走上了满足“原始兴趣”的道路上。性感、美女频频出现在报纸上，一些媒体关注的多数是有着强烈本能冲击力的新闻，这种趋势在网络的社会新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采用这种方式选择和加工的信息，如果没有生理障碍或特殊的毅力，一般的受众是难以抗拒其强烈的“故事性”和“冲击力”的，其注意力会被吸引，而媒体的这种做法无疑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而众多受众的心理正是反映了社会对这种低俗化现象的认可。全社会沉溺于一种无聊的娱乐之中，我醉、你醉、人人皆醉，这种低俗化消遣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用思考，忘记一切痛苦和忧伤，在这种社会风潮下，媒体低俗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3、市场经济的走向
在媒体纷纷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做大做强、优胜劣汰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于是成立报业集团便是媒体市场化的重要标志。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首开先河后，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以各省市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报业集团一方面要讲求社会效益，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迫使它要把经济效益、广告创收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真是一肩挑起两副重担。面对这种情况，媒体也自有应对之道，党报讲政治、讲宣传，而各类子报讲市场，定位不同，稿件选择标准也不同。为取悦读者、迎合其低级趣味，于是道听途说、制造假新闻层出不穷。有些媒体的负责人明知不对，却对低俗的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地里支持纵容。《新闻记者》每年评出的“年底十大假新闻”，多数出自新创办的都市报和报业集团下属的子报、小报。
4、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的淡化和价值观的异化
传播者作为整个传播过程的“发起者”，对信息的选择和传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现有的条件下，传播什么，怎样传播，几乎都由传播者决定，因此，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的产生就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是社会对媒体的要求，是媒体必须承担的。因为媒体担负着引导社会舆论，提升公众知识和情趣的功能，甚至是教化的功能，这一点从媒体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媒体改革，特别是力度最大的纸质媒体，其各类晚报、星期刊、都市报，以市场经济产物的面目纷纷出笼，政府对其的约束少了，这些媒体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媒体所必然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仅以记者、编辑、总编心目中依然存在的社会道德和社会良知来维护，而来自外部的受众对其的压力就目前来说是不大的，是单个个人和一个单位、一个集团、一种现象的抗衡。
媒体失去制约的时候，也正受到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诱惑，没有了政府的财政支持，靠什么生存？社会责任感的承担和现实利益的诱惑，何去何从？媒体在考量中选择了现实利益，至少有许多媒体是这样。于是媒体的商品属性被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媒体的从业人员也一下子变成了打工挣钱的产业工人，传媒研究一时间也几乎成为传媒经济研究，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千年相承的济世情怀都成了笑谈。
在媒体从业人员在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淡化进行辩解的时候，另一种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的异化。从事媒体工作，从以前被视作一份事业，到现在变成挣钱生存的途径；从以前的揭露社会丑恶、为人民鼓与呼为己任变成多得点稿费，这仅仅是看得见的表面现象，而更深入的是他们对于社会的理解、对正确与错误的思辨、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理解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这种媒体自身价值取向的变化通过信息传播影响着受众。
5、政府的监督弱化
我国的媒体一向是被视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舆论宣传的工具，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主流媒体，都受到党和政府的严格约束。但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党和政府的管理着重于新闻节目，特别是严肃的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等。但政府对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的监督却是薄弱的，这是有其原因的：一、以前仅仅强调宣传指导功能，现在允许媒体向沟通、监督、教育、娱乐各项功能延伸，这其中娱乐功能的启动其政治风险是最小、或者是最没有风险的。如果让媒体的眼睛一天到晚总是盯着政治、就会引燃民众对政策中某些不合理方面的不满情绪，使社会舆论表现出不满。原因二、提高了媒体的经营活力，缓解政府的经济压力。媒体传播向低俗化靠拢就意味着滚滚财源，媒体再也用不着向政府伸手要钱，这对于政府来说无疑是好消息。我国媒体越来越多，政府的财力显然不可能支持，既要让媒体活起来，又要不掏钱，如果媒体出售娱乐化产品可以养活自己，对政府来讲，当然是件好事了。正是由于政府的管理薄弱，或者说是默认，使媒体传播从娱乐化逐步走向低俗化。但是反过来，低俗化的不断扩展最终又要迫使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遏制这种势头的蔓延。
6、社会价值观的异化与公共舆论的承认
在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的过程，有媒体从业人员价值观的异化，政府的监督薄弱等原因外，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整个社会价值观正在发生异化，特别是新生一代，他们多元化的生活观念正在与传统的一元化观念发生冲突，有些甚至变得格格不入，这为公共舆论的承认提供了基础。
最典型的是整个社会对“三陪”现象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十多年前，当“三陪”现象刚出现时，社会对其的看法普遍是鄙弃，在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大众传媒中也总是把这种现象和丑恶、犯罪联系在一起。而今，“三陪”现象到处可见，在影视作品中她们的形象也变得“可爱”起来，以一种值得同情的形象出现。整个社会对她们采取了宽容，或者说不排斥的态度，对她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转变与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实在是太大了，“三陪”的形象都能很快被大众接受，其他现象得到公共舆论的承认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在某些人看来，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现象似乎只是少数从事媒体研究者的杞人忧天，这是十分可悲的。
公众舆论的承认或者说默认，与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的蔓延是互为因果的，低俗之风不断刺激人们的神经，最终人们会趋向麻木，而这种麻木、默认，反过来又助长低俗愈演愈烈乃至更趋色情。
四、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现象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很难逆转。
1、扭曲了社会的真实环境
西方传播学家将现实分为“客观真实”、“媒介真实”与“主观真实”三种6，客观真实是指某种外在与人的客观实在，常被人视为“真实”并借助常识来判断。媒介真实是对客观真实的符号化再现，主观真实则是以上两者相叠加在个人的头脑中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即个人意识。在现代社会，在个人内心与客观现实之间，已经不可避免地插入了一个媒介真实，它不断地影响、限定和修改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正是通过媒介真实渗透和影响了我们的个人意识，影响着我们对社会的主观感受，对社会真实环境的感受发生扭曲。影响较大的是对女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报道，近年来，女大学生在媒体上的形象遭遇“集体毁容”， 《成都两女大学生为钱财拍裸照勒索女校长被逮捕》、《女大学生超市偷窃只为体验被抓滋味》，此类报道被全国媒体竞相转载，一些人甚至归纳了女大学生六大问题：没有责任感、性放纵、缺乏人性、心理不健康、意志薄弱、没有进取心。影响最大的是《青年参考》报在2003年5月21日刊登的《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一文，特别是“湖北高校女生8-10%存在卖淫现象，25%从事陪侍服务活动”，内容严重失实，将女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个别现象放大，使受众对女大学生群体的看法发生改变，女大学生的形象被“妖魔化”。媒介就像一个放大镜，把丑恶的现象不断放大，而社会的另一面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就是媒体扭曲社会的真实环境，为受众虚构的主观真实。
2、破坏了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最大。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指出：“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诸如颓废、道德沦丧、抑郁、失落、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7
大众传媒的存在为各种非本民族思想、观念的传播打开了一扇窗，而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大众传媒提供给了人们一个判断事物的参照信息，让人们能了解这变化多端的世界。但是，当媒体、网络的信息铺天盖地、扑面而来时，人们反而被信息淹没，变成了信息超载。工作繁忙，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有平静的心境去接受信息，而都是浮光掠影，在这样的一个焦虑、迷漫的快餐的情境下，谁还会对深度的文字感兴趣，于是，浅薄和低俗成了大众最好的选择，也成了大众传媒传播低俗的最好借口。在这样的一种互动下，“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的是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上······”
低俗化的语言、符号对社会所带来的最大的危险是对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破坏，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尤甚。有专家说，当代青少年的成长有三个“背离”8，一是生活的日益安逸化与我们提倡的艰苦奋斗的背离；二是对历史的淡漠与我们希望其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背离；三是青少年组织或者政府机构离散化与我们希望更好的发挥组织机构的教育作用相背离。当代青少年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生活环境里，很少受到一元化的传统教育的浸染，而改革开放后，一涌而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快餐、流行艺术成为他们的最直接的精神食粮，而其中夹杂的低俗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消解着传统文化的权威，它更是猛烈地冲击着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和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
低俗文化同时还在改变青少年的审美取向，审美性是一切艺术共同的本质属性，在当今社会，以娱乐、消遣、休闲为主要特征的通俗文化已成为时尚。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离奇的故事、暴力的场面、床上戏、粗俗的动作、低俗的语言比比皆是，在《大明宫词》中，编剧把太平公主的婚恋作为全剧主旨，让比她晚37年出生的大诗人王维登场，与其演绎一段奇异的情缘。这种低俗化内容的传播对青少年产生了消极、负面的影响，使审美情趣低俗化，古典严肃、优美的文学艺术受到冷落，通俗浅薄的文学作品在青少年中流行，艳情小说、流星花园成为时尚。在审美情趣上，不再崇尚含蓄古朴、而追求露骨的男女性爱和金钱关系，如在大学生中流行的速食主义的爱情观，大学生的爱情减少了浪漫色彩，而更具“快餐”特色。在价值观念上，主要表现为享乐主义、物质文化取向和颓废主义的精神生活取向上。前者表现为行为和成功观念的利益驱动性及消费主义的消费方式上，后者则表现为对青少年特有的反叛性的消解，使青少年对生活的适应性大于批判性，对现实生活中正义、道德的事物采取冷漠的态度。
3、抛弃了应负的社会责任，造成媒体公信力下降
客观公正、导向正确、遵纪守法、诚信服务、树立在社会生活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是媒体应负的社会责任。而低俗化现象不但导向上有偏差，而且常常哗众取宠、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使公众对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产生怀疑，特别是在网络传播中，这种现象更加严重。根据央视2003年在网上做的“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网民调查问卷”统计显示9，在10348位投票者中，认为目前中国网络媒体基本承担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占55.4%，基本没有承担的占30.6%，没有承担的占8.24%，只有5.68%的网民认为其已经承担了社会责任。媒体公信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媒体公信力是媒体具有的使受众承认和信赖的一系列特质，它既是指受众对传播者相信和信任的感觉和态度，也是指受众对传播者认可和承认的倾向和程度10。媒体公信力是与媒体的诚实、信誉、骨气、与公正无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目前，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现象，如耸人听闻的煽情新闻、无中生有的男女情事、虚构的暧昧情节等，破坏了受众对他的信任，也破坏了他的信誉，媒体在报道中屡屡超越传统道德底线，当受众表示反感时，这些媒体往往将社会对媒体的指控代换为“他者”而置之度外。但理性告诉我们，一个缺乏信誉、不值得信任的人，不管说得多么精彩、漂亮，都会被认为是“可疑”的人。
4、僵化了受众的思想
低俗化信息的传播使受众潜意识中的缺憾得到宣泄和释放，从而缓解和平衡心理，这一过程不用动脑就可以完成，它并不要求精神上的努力，不需要加入主观性和能动性的创造，而且，低俗化信息强调视觉冲击力，现场感、信息更加直观、生动具体，也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这种不需要思考的信息接受导致的是受众思维的僵化，我们很难想象低俗化、庸俗化的信息能给我们的思想带来什么样的进步思想理念，有益于我们观念的创新，它唯有的只会使公众丧失怀疑、批判的精神，丧失高尚的品格和前进的动力。
低俗化的媒介信息在僵化受众思想的同时，除了使观众失去自主性和思辨能力之外，也在弱化媒介信息的告知功能。人类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及时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以利于自身的决策和行动，这是人类获取信息特别是新闻的主要动因。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的变化不断加速，需求也就日显突出，而低俗化信息的信息量是很少甚至是没有的，这必然导致其“告知”功能的弱化，从而背离了根本性的社会需求。
低俗、劣质节目的流行，也对品位高的节目形成冲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写到：“新闻界有自己的‘劣币逐良币’的格雷沙姆法则，在争夺读者或受众的竞争中，存在着让诽谤、性丑闻和煽情的消息驱逐严肃新闻的倾向。”原《实话实说》的崔永元说“……整个电视的环境就特别不利于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尤其是庸俗低档的节目出现，我觉得它们败坏了观众的胃口，在制作的过程中逼着我们去媚俗，逼着我们去迎合观众。”于是他感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他说：“大概在1999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危机。但是当时我们有办法，觉得能够渡过这个危机。到了2000年，这个危机越来越严重。到了2001年，我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到2002年，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办法了。”11
五、在大众传媒低俗化的过程中，有两个关系值得我们审视
1、受众的浅层满足与深层满足的关系
在人的心理需求中有多种划分，如生理需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等，受众的心理也有浅层需求和深层需求之分。
受众的浅层需求即是满足暂时的、消遣性的需求和刺激，是作为一种日益紧张的工作和生活的调剂；娱乐化、低俗化的信息、图片正是满足了人类的这一心理需求而大行其道，而且这种需求满足了人类最原始的生理冲动，它较少受到个人素质、品德的影响，因此有较大的受众范围。这种需求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的需求选择。受众的深层需求来源于自身的社会角色，是对社会不确定因素消除的需求，来源于工作、专业的需求，而成为一种必然的需求，这种需求是从每个不同的人具体的要求出发的。比如，从事传媒研究的人，工作要求就迫使他要了解国内外传媒研究发展的最新动态、研究成果等，这种需求因为与他的工作、发展、生存紧密相连就会成为一种必然需求，而浅层需求仅是一种生理上的某种欲望的释放。因此，浅层需求是暂时性的，而深层需求则是理性的、永久的。
2、市场低俗化走向与严肃新闻办不好的关系
在受众的心理需求上既然存在浅层满足与深层满足，那么在市场走向低俗化现象的存在和严肃新闻办不好的矛盾中也就有了结论。近年来，新闻摒弃了许多陈旧的观念和做法，越来越重视新闻媒介多种功能的拓展，这无疑是个重大的进步，不过有一点，新闻媒介功能虽多但传播新闻信息无疑是其最基本的功能，部分媒体低俗化现象其实是过分看重受众的休闲成分，而对于广大受众而言，职业和事业是他们人生主要的内容，构成了他们同整个社会相联系的基本纽带，于是，和他们的职业或事业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世界的诸多变化的信息必然是多数受众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要求，这些严肃新闻关系到他们工作的得失、事业的成败、生存的安危，关系到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及时了解和正确反应，这些严肃新闻是任何软新闻、刺激性低俗新闻信息所无法替代的，这便是一些以刊登严肃新闻为主的报纸、刊物经得起风浪的原因。
近几年来，晚报、都市类报纸蓬勃兴起，而母报—综合性的大报的发行量却日益萎缩，出现了子报养母报的现象，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要求大报承担较多的宣传功能，以宣传、灌输、教育、舆论引导为主要编辑方针，在信息内容上老套，缺乏变化；版面上陈旧，引不起读者兴趣。没有从站在受众需要的角度来思考，事实上，人民关注重大社会问题、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很强烈的，大报不是办不好，而是缺乏手段。
六、要有效地遏制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现象的蔓延，需要我们多方面努力
1、重拾社会责任，强调传媒职业精神
大众传媒低俗化，是市场机制引发的利益、生存、发展和传媒的职业角色冲突的结果，是作为服务社会文明的角色与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角色之间的冲突。现在我国的传媒仍然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是在经营上被视为文化企业，在生存的驱动下，媒体逐渐淡化了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而单纯追求利益。如果缺乏基本的职业精神，遇到新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的决断往往反映的是当事人的逐利本能，于是形成良好的传媒职业精神意识的要求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传媒职业，在社会分工中担负着特殊的社会职责，它是以传播手段向社会与公众提供新闻信息及其他各种服务，从而实现影响社会、引导舆论的职业。传媒的职业精神，是将传媒作为一种专业的意识，其内涵不同于政治权力对传媒的要求，也不同于市场经济行为对传媒的要求。它包括对传媒职业责任的认识，对职业观念、职业态度等，传媒职业道德是传媒职业精神的外在表现。现在传媒在低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许多明显违反职业道德、丧失职业精神的问题存在，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媒介从业人员价值观异化等等因素，但作为完善传媒职业道德来说，行业自律显得尤为重要。从长远来看，一种行业的专业程度较低，其职业行为才需要更多的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的压力，而专业程度较高的行业，它的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从而使每个个体在从业的过程中自觉担当起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
行业自律就是要加强行业内监督。目前我们有许多道德规范和要求，但似乎作用不大，因此有许多人对媒体自律产生怀疑，而且目前香港、台湾尽管有报业评议会等自律性的组织，但传媒在低俗化甚至色情化方面的报道已激起公愤，但我认为，由此而否定自律的作用是不理智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成功的经念。因此，当前我国的传媒职业道德建设和行业自律应当在完善和加强监督上下功夫，强化对媒体和从业人员的监督检查。通过行业自律，不断纠正媒体中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维护传媒业的良好社会形象。同时，传媒职业道德建设，还要着力提高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强化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才能真正树立传媒良好的职业精神。
2、重建社会道德体系
传媒传播的低俗化信息对受众的生活方式、精神内涵、道德观、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青少年的影响尤甚。因此。传媒管理机构出台种种规定，限制传播低俗化信息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只能治标不治本，治本的关键在于重建我们的道德规范体系。
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根，是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是维系一个社会思想稳固的基石。从总体上来看，现当代我国建立起了以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体系，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现当代中国道德建构的任务还远未完全，对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资源的梳理和扬弃、转化方面还很不够，因此造成目前泥沙俱下的局面。同时，由于“十年浩劫”中道德虚无主义，使社会道德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拨乱反正后，又迅速转入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完全恢复原有的一套已不可能，而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体系又未能及时构建起来，结果造成“道德真空”和“道德滑坡”12。
要重新建构符合当代中国现状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就必须是继承民族伦理道德传统中积极的一面，将其精华有选择地、有目的地改造、整合到当前正在建构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中，同时，我们也应当吸收中外一切优秀有益的道德资源，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
3、倡导媒介教育，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培养辨别能力
在一方面控制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现象蔓延的同时，倡导媒介教育，培养受众辨别能力，使之自觉认识到低俗化信息的低级趣味，从而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蚀尤其显得重要。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就首先提出了传媒教育的概念，他们倡导媒介教育是为了反对传媒中流行文化价值观念，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传媒提供的低水平重复。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学者对媒介功能认识的提高，人们开始反思对媒介的强烈抵制态度，因此，在媒介教育的观点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抗拒观点转变为培养辨别能力的观点。新加坡电影业管理方面取得的经验也许值得我们借鉴。1953年，新加坡政府成立电影上诉委员会，负责对每一部影片中的不良内容进行定性、分级以及向政府职能部门——电影审查委员会提出剪接建议。与众不同的是，该委员会成员来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反映着保守和开放的观念，而且还代表不同年龄段的国民。除了对影片的审查，它还有权推翻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并且以前也曾作出过这样的决定。新加坡政府认为，国民有足够的能力参与媒体政策的制定和监督，因此鼓励受众从他们特定的社会地位，如性别、种族等出发来审视媒体，并尊重他们的主观感受。新加坡政府通过让各个阶层的国民参与电影审批程序并讨论、制定相关的行业政策，帮助普通民众建立和养成了对传媒的批判性思维。现在，我们在以主流媒体来遏制商业媒体对受众的低俗化影响，查处、取缔不良文化广告和设施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媒介教育，着力提升受众的媒介素质，指导受众增进对各种媒体的认识，用批判的态度去接触、分析广播、电视、报纸等传媒信息，帮助受众提高对信息的鉴别能力，解读传媒信息后面的意识形态，了解媒体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受众通过媒介教育了解信息对自我的意义，学会利用媒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做主动的受众，以促进自我的发展。
4、应建立公共交流信息平台
在大众传播中，有一个“沉默的螺旋理论”，提出传媒提示或强调的即使是少数人或不公正的意见，也会被人们当作“多数意见”来认知，其结果引起“沉默的螺旋”的始动，使人们在判断和行动上产生连锁反应，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产生。它的结果是舆论朝着一个方向偏移，而最终听不到不同声音。而社会的进步，文明与繁荣恰是不同声音推动的结果，因此，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之后，我们应提出“反沉默的螺旋”，建立公共交流平台，使各种各样的意见有表达的机会和场所。
所谓的公共交流信息平台，就是在政府的协助下，成立独立的、民间的受众投诉委员会，通过受众的舆论力量监督媒体的行为。目前，我国对媒体有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早在1991年，全国记协就制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9年，中国报业协会通过了《中国报业自律公约》；2002年3月26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发起的《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出台；到2002年12月，全国已有1200家单位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构成了互联网行业自律工作的基本框架；2003年，新华社等中央7家新闻单位联合制订自律公约；2004年，42家中央和各地媒体的代表在北京聚会，讨论消解低俗化的对策······。自律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之中，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要遏制大众传媒中低俗之风，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可以借助受众的舆论力量，受众投诉委员会可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如法律界、教师界、艺术界等，社会各界可以向投诉委员会投诉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要求媒体开辟窗口来反映受众的意见，对媒体的道德建设进行监督，对媒体进行道德审判。这样，必定会吸引更多的受众发表看法、形成受众的舆论， 而受众的声音最终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影响媒体的方向，乃至生存，这就是公共交流信息平台的强大力量。
因此，成立受众投诉委员会，建立公共交流信息平台，有利于为公众讨论提供场所，并清楚地表达出公众的想法，进而对媒体除了有它律、自律外，还有广大受众的舆论压力，使其不敢在传播中逾越道德的底线。媒介也可以获取建议，来改善制定关于信息传播品位的标准。
要遏制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现象的蔓延，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这需要全社会大家长期、共同的努力，不断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是一个洁净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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