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打工妹》拍摄手记

   《苦乐打工妹》内容简介 
　　在北京一所大学的一幢学生宿舍楼旁，挨着一个学生小炒部；在这个20平米不到的狭小阴暗的小炒部里，生活着她们——我的主人公，几个来自安徽的打工女孩。

　　她们生活在苦中：从凌晨4点到晚上9点，她们每天工作17个小时，于是睡觉成了她们唯一的“兴趣”，可一个月也只有400块钱的工资；每天每天她们将一份份的鸡蛋炒米线递到一双双充盈着知识或空虚的大学生的手里，自己却生活于一种全封闭的状态，911恐怖袭击事件她们只是“好像听说过”，来北京一年了他们甚至连这个学校的大门都找不着。

　　她们生活在乐中：对于大学生，她们有自己的评价而不只是羡慕；唱着在家里学的早已过时的老歌和黄梅戏，她们兴致不减；在心里的深处，她们也有自己美丽的爱情故事；终于要回家了，翻出在家里照的旧照片，她们会整夜地睡不着觉。

　　这就是打工女孩的苦乐生活。
 
 
《苦乐打工妹》拍摄手记
  
    关于拍摄过程
 
　　得知凤凰《DV新世代》征集大学生DV作品的消息后，并没有太在意；那天下午，我骑车有事出去，在经过我们宿舍楼旁的小炒部时，念头一闪就刹车停了下来：不是很好的题材吗？然后一切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应该说小时侯也吃过不少苦；贫农的阶级成分的原因吧，长这么大的20多年里，我接触得比较多的是人文关怀者们所谓的“弱势群体”，或者应该说我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只是侥幸地我跳过了高考这一“龙门”，而她们——我的主人公们——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小学或初中毕业或没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了。但她们于我毕竟是亲切的，我们之间有共同话语；我想这是我们能够沟通，因而我能顺利完成这个小片子最重要的原因了。
 
　　当然并不是一切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想去拍她们之前，我也经常在她们那里买吃的，所以她们的情况我是都看在眼里的。吃着她们用冻得通红发肿的双手炒出来的东西，我经常会想，为什么面对着她们，我会不自觉地有一种优越感呢——也许每一个站在小炒部窗口的大学生都会这样，只是更多的人已经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因为那种优越感已经进入一种理所当然的“自动化”状态——后来我想问题是在未来，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自信于我的以后，而对于她们，我总觉得是没有什么值得憧憬的未来的，我不能想象一种没有未来的生活。所以我会有相对于她们的优越感。

　　那她们是怎样看待自己这样的生活的，是怎样想象自己生活的未来的；这是激使我去拍摄，去接近她们的动力。

　　在拍摄中我逐渐发现，一切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对于站在她们面前的我，她们是没有自卑感的；对于所有的大学生，她们都不会自卑。原因在于，现实中她们面前的大学生，并不符合她们理想中的要求——即使她们的要求是纯想象的、是天真的。一些年前上学时，她们也有她们的大学梦：很大很大的一个院子，没课的时候坐在树下的椅子上看看书，到处散散步。可是她们说来到这里之后发现怎么所有的同学都在谈恋爱。她们觉着大学生应该文质彬彬的很有素质，可是却不乏有人对她们大喊大叫。她们说，很多的女孩子过来买吃的，一个个拿着手机，穿得漂漂亮亮的，可钱是家里的又不是她们自己挣的；她们甚至说，那些女生家里应该很有钱，是不是买进来的。我们没必要对她们的话做是非分析，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让我感觉到了她们独立的人格和性格。

　　至于未来，她们是并不觉得没有未来的，只是没有在这方面想太多；而生活的支柱，她们是有的：每个月都可以寄一点钱回家，让她们觉到了自己的价值；买了一件新衣服就可以让她们开心好长一段日子；兴许明年再出来可以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她们不愿呆在家里让人觉得自己没出息；自己还这么年轻，希望能找个自己喜欢的人嫁给他过幸福的日子。以后会比现在好的，她们都这么想。
 
　　在拍摄的一个星期里，我不但顺利完成了拍摄任务，而且从她们身上得到了很多启发，她们让我真正了解了整整一个阶层。更让我高兴的是，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很开心。

　　刚开始拍时，由于她们对大学生有一定的成见，或者是因为她们每天都得应付拥挤在窗口的一个个大学生的嘴脸，所以有点烦我。我知道这时候即使拍也不会有所得的，所以有两天的时间我都没怎么拍，而只是主动和她们聊天。主要都是我在说，有时候随便地问她们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她们只是敷衍，甚至会让我难堪。我就想那先让她们了解我吧，于是我就说，关于我的童年、我的村庄、我的大学生活、我的一切。然后我成功了，得到了她们的信任，开始了我的拍摄。

　　她们对于拍摄、采访、DV、纪录片等等这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也并没有去想她们会从自己日常看到的电视屏幕中出现；所以面对着摄象机，她们真是不会作秀，一切反而都如平常一样自然：听说我是闽南人，而她们竟是会唱一些台语歌曲，于是就唱了起来；当沉浸在对自己爱情故事的回忆中时，她们会跟我细细地诉说；她们甚至抢过摄象机拍起我来，让我说我的故事。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也在凌晨4点起床，看她们做包子、煎鸡蛋；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睡觉，让她们午餐前给我打电话起来继续拍摄——拍摄成了我们共同的工作。
   
    片子拍完的那一天，她们也离开北京回了安徽老家。打工生涯的下一站在哪里，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她们只是说，她们还会出来。
 
关于DV
 
　　DV这个小东西的出现，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技术上的现象，只是一种新款式的摄象机；优势也只在于它的轻捷和便宜两个方面。但是如果因为它是一个技术上的现象，就只从技术层面来看待它，是可惜了。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革新，带来的除了技术本身的前进，更重要的是人的观念的变化，以及进而对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产生的深刻变革。

　　同样地，DV的影响远远不只在技术上而深入到了形而上的层面，以至于形成了DV文化。首先，由于它的轻捷，对长久以来在影视实践中形成的经典影视语言法则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其次，由于它的便宜，使得影视作品的摄制再也不可能为少数传媒机构所垄断，开始打破了持续了几十年的影视传播格局。但是，这只是就其可能性及趋势来说而已，DV的实际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首先，对于经典影视语言法则的瓦解，是必须以建立DV自己的语言法则为前提的；而这必须有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一探索是以广大的DV作者为主体的，可是在我们中国，现在的DV作者还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一部分DV作者还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操作DV，在语言上仍然基本遵循既成的经典法则；即使偶尔有所突破，也只是无意偶得。

　　一部分DV作者，主要是学院派的学生，只是利用DV来练手，以求掌握影视语言规律；或者拍出一些作品，以求证明自己；而最终的目的却是进入主流，即进入垄断着影视传播权的官方影视媒体。

　　其实很惭愧地我就是上述两部分人的例子。在用DV拍《苦乐打工妹》时候，我对DV的了解和接触都有限，更没有去思考太多，就只是拿过DV仅仅把它当成一台很方面的摄象机而已。在拍摄中，我仍然用脚架而很少用手持，主要都是固定镜头而很少用运动，这其实已经将DV的轻捷这一优势所蕴含的语言潜力完全忽视磨灭掉了。另外，我也确实只是利用DV来锻炼自己、积累实践经验；而且当时我也确实认为有实际的作品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现在想起来，《苦乐打工妹》作为一部DV作品，没有办法令人满意。

　　除了上述的这两部分人，真正有意识地根据DV特性去反叛经典法则，探索DV自己的影视语言规律的DV作者就寥寥无几了。主要的是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新生代导演和纪录片导演，因为他们无论在客观环境上还是主观意识上都具备了这个条件。
 
　　而在国外，对于DV特有的语言法则的探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仅从1995年春由拉斯．冯．特里尔和他的伙伴们在哥本哈根约定并发布给全世界电影创作者的DOGMA十条戒条就可见一斑：

1、必须实地（景）拍摄，不可另外搭景或加道具；如果道具为必需品的话，选景时就必须找一处有该道具出现的地点。
2、不可在影像之外加进额外的音响效果，也不允许加入配乐，除非该音乐在拍摄时同步播放。
3、必须采用手提摄影的方法。
4、必须采用彩色的画面；不可制造特殊灯光效果，如现场太暗曝光不足，可在摄影机上加 “机顶灯”。
5、不可使用任何滤镜。
6、不可有表面化处理的场面，如谋杀等。
7、故事必须发生在现代的环境。
8、不可拍类型电影。
9、电影制式必须为35mm。
10、导演名字不可在片首和片尾字幕（制作名单）中出现。
 
　　其次，在中国，DV对于影视传播格局的突围也不是想象中的样子。DV由于相对于专业摄象机在价格上便宜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是以民间的姿态出现的；应该说，在本意上它更多的是为平民而不是为主流媒体而准备的。但是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民间的；DV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兴起并成为时尚，并非源起于民间，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的主动引导和吵作。这样一来，DV不但对主流媒体的传播垄断构不成威胁，反而为媒体所利用。

　　当然，我并不觉得这种利用就是不好的，只能说中国的DV民间力量还不足以使它形成一种潮流，而使媒体的介入成为必然。而无论如何这种介入的客观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还有，也不是说DV的倾向于媒体后，其民间化就不可能了；相反，DV在民间的普及是迟早的事。我们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大众传播的时代，但是这里面长期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状态，即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是大众化了，但传播者却一直被局限在少数传媒机构的范围内，至今如是。DV的到来，必将改变这种局面——实现传播者的大众化，是DV天生的使命。

　　最后我想说的是，使用DV拍摄是一种享受。

责任编辑：andyzgh 文章页数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