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和比利时的摄影师Davids坐在一起讨论了摄影界的数码之风，他现在给比利时的一些杂志拍摄人像和风景照，我和他谈起中国的DV风潮，并问起在摄影界数码相机是否也有取代传统手动相机的趋势，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我非常想回到十年前，大家都在用手动相机照出富有灵感和手动感的照片，即使是在现在，这也仍然是一件非常让人心动的事情，但是数码相机，我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它会在未来最多5年里成为摄影界的主流。”
与此同时，他向我介绍了几位自己用DV拍摄短片或者用DV做视觉装置艺术（Video Installation）的欧洲艺术家，并向我展示了一些网页，在巴塞罗那的一个装置艺术展上，在一间100平方米的房间四周的墙壁上有8个电视屏幕，一个女艺术家将她的影象素材分别在这些电视上放映，构成了一件视觉装置的作品。
看到这里我想起在Sint Lukas艺术学院的第一节剪片课，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年级的学生所首先接触的不是胶片，而是数码剪片系统，电脑边的放带机和我在中国的电视台里看到的没有两样，是Sony的数码放带机。
也就是说，在欧洲，DV作为一种新科技的产物，正在被艺术家和导演们所接受，这和世界范围内的数码革命同步进行，而作为一种更为方便也更为低廉的影象工具，它获得了更广泛也更加随意的表达的可能。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DV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先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纸上谈兵者将DV作为一种反主流和反传统的标榜，而忽略了数码摄象机只是摄象机的一个品种这么一个事实，也忽略了DV是一种表达工具的本质。前些日子有个词叫做独立精神，这个词我很能理解，因为它的指向是人，是说作为一个作者可以独立在潮流之外的精神，可以凭我眼说我心的精神；结果近些时候我猛然看到一些人提“DV精神”，我在想一种工具怎么也能提取出精神？难道DV已经脱离了人自己而成为一种精神了？这种说法就有点象五四时期的矫枉过正，那时候的青年猛将们号召大家都用钢笔不用毛笔，其实毛笔能不能写中国字呢？照我看比钢笔写的还好看一点。现在又提DV精神，就是把一种框框消除了，又给人再加上另一个框框，有什么区别呢。
也就是说，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情，现在被一些人弄的乱七八糟，一个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工具，现在被弄成一个反主流反传统的神话故事。
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我通过Davids认识了他的朋友Bavo Defvine，一个比利时导演，他曾经在去年获得了比利时政府的文化基金资助300万比利时法郎（人民币70万元）拍摄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并且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参展，见到他之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用的是胶片吗？他说对，35mm的胶片。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用DV？他说他一直在用DV拍摄身边的同性恋生活并纪录下来作为日后可用的素材，我说，那么胶片和DV之间，你倾向于哪一种？他说：目前来看，在DV的技术还无法达到胶片所呈现的影调和质感之前，胶片是最好的选择，比利时政府给了我足够的钱去拍胶片，我为什么要用DV呢，DV在我来说只能用于一些近身的，具有即兴感的画面，但不能满足我对电影质量的要求。
这一席话让我想起了贾樟柯，DV的概念最初出现在国内话语圈并以民间化得以广泛传播的始作俑者，当1995年他拍摄《小山回家》的时候，是否也渴望16毫米和35毫米呢？前些时候在北京放映的《站台》，观者普遍反映“做的很精致”，如果有了200万人民币的支撑，谁又愿意去用“粗糙”的DV呢？
任何一种表达的工具，应该完全取决于人本身的需要，人永远应该是工具的主人，并根据表达的需要和现实情况去选择工具，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被提醒的事实。反观当前的DV之风，则完全将人和工具的位置倒了过来，如前所说，成为一种意识先行的东西，创作的脚步与表达的自主反而被工具所牵制。
这件事情必须被澄清，DV作为工具的本质不能忽略，同时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如果你有钱，你完全可以用胶片，如果你有那么一点钱，那么你去弄个DV，如果你根本没有钱，那你就等着天上掉馅饼的那一天。与此同时，你必须知道的是，你还可以用钢笔在纸上，把你的人生观写下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