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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柏林电影节上，片子放映后与观众见面的新一代中国DV作者们找不出一丝参展者的激情和荣耀。因为作品以“三陪女、同性恋、流落人群”的社会灰暗面为题材，在国内没有通过审查，“偷渡”去了国外，这些艺术水准平平，审美病态的作品占据了中国参展的不小层面，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声誉，也给繁星闪烁的“金熊”银幕投下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两种以上不同文体的检讨书，回国后要向政府主管部门上交”，他们低着头，脸色灰暗地表述自己的“委屈”。然而，没有掌声、喝彩，没有鲜花拥抱，甚至也没有得到“别有用心”者的“赏识”，在自叹自唉声过后，等来的是来自西方媒体记者公正的声音“我们很喜欢你们的国家，不止一次去过北京，它很有历史文化，进步的很快，与片子里的完全不一样，请问你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完全出乎预料，可能还从来没有站在公众的立场认识一下祖国，面对一个良知的心灵，他们无言以对。从事后反馈的消息是：西方媒体舆论并不感兴趣这些“猎奇”，市场经销商更不屑捡拾这些“垃圾”。
事过之后，不知道当年这些遭“冷遇”的作者有没有从中反省。然而这以后我时常在想：一个艺术水准要求很高的国际电影节市场上，中国人应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或者是说，中国影像制作者有没有一条可以和国际文化接轨的路？
在电影节期间能去柏林国家博物馆：“东方艺术馆”是略有艺术趣味的中国人的向往。这里以中国书画艺术展为主体，牌匾是启功先生所题，让人感到亲切。东方馆的馆长是中国人的丈夫，儒雅的德国人说着很好的中国话，让一行的中国艺术评论家很有“交流欲”，他们兴之所至，口无遮拦地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在贵馆的馆藏和展品应该是中国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怎么这里全是些‘小品’？”确实，这里展放最多的是丰子恺的市井漫画、关良的戏剧人物，连傅抱石这样的“大家”也只选了他的一张并非有代表性的“仕女”，再有是那些国内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作品。中国专家当然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发问应该得到赞同，继而有饱享“镇馆之宝”的眼福。没想到馆长的坦白令同行专家们“大跌眼镜”：“这些作品都是我们挑选出最好的。德国人，西方文化里很喜欢这些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这些作品艺术表现很好，很有玩味，让我们了解你们。”
这位兼东西方艺术修养于一身的艺术馆长给我们一行上了一堂“东西文化差异比较”的课，从他对书画艺术的评价中，我们不难找到DV作为一种“民生大众文化”的直接纪录者，与国际市场要求的切合所在。
DV的“小众、边缘”化，一旦被大众文化趋向转接，“群体而民生的”，“个性而主流的”大众DV影像，应该是符合未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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